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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

晚安!不要疑惑为什么别人会一直伤害你,

到了1881年的时候,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;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“津沪电缆”横贯华北,使电报业“军转民”,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。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,移镇上海,正式成为官营企业,统筹全国电报事务——看清楚,已经是企业了,不再是衙门。
不过事无绝对。民国时代有一个人,虽然是一介平民,身家又不富裕,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。
这两个人都热衷于电报机的发明,于是一拍即合。依靠着库克的活动能力和惠斯通的智慧,很快便制造出了一款五针电报机。
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,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,尽管很方便不错,可也仅此而已。换句话说,电报只是一件“玩意儿”,上不得台面。
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,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,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,必此人无疑。这种评价,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。陈宦听说以后,怀恨在心,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,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。
就在这时候,一位拜访者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。他的名字叫做威廉·福瑟·吉尔库克。
也幸亏如此,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,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、大北公司的交锋中,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,就很难说了。
欲要灭敌,必先除其羽翼。要想干掉大北,就得先把外势扫平。
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,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,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。杨儒没办法,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,密切关注他的行踪。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,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,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,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,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。
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,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,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,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。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,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。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,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,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、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——利富洋行。
这是历史上第一款具备一定实用价值的电报机。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闭合由电池与双向开关构成的回路,利用线圈的电磁效应来控制一根磁针的偏转方向。五针电报机,意思就是有五根磁针,这五根针排列在一个菱形刻度盘的中心线上。刻度盘上画有字母。发报者可以控制其中任意两根磁针的偏转,通过排列组合来指向特定字母。
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,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。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,大北公司尚未开战,士气已沮。
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,很快得到了批准。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至此收回,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,就是简单一句话:“折冲月余,丹人为之气夺。”
老实人要是执拗起来,九头牛也是拉不回的,沈从文的爱情长跑历经3年零9个月,一直拼到了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家。也亏得沈从文能坚持,张兆和毕竟不是泥塑木雕,在他数年如一日,如此痴情的全心恋慕感动下,也多少有了点松动之意。
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得心力交瘁,众叛亲离,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,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,回想当年陈宦跪在地上向自己劝进的场景,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,醒来时口中喃喃道:“人心大变。”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,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。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,劝他退位,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。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,这个陈宦反就反吧,居然反得如此绝情。
从官府的角度来说,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,还多了一层矛盾。那就是“官报”和“商报”的顺序之争。

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、陈平国主持设计,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,自光绪三年(1877年)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,到九月初五完工。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,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,到安平镇海口;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,也就是今天的高雄,全长40多公里,共设了3个电报局,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、安平镇鲲身和旗后。
财政担负,直累民福,外债侵逼,尤伤国权,议案成立,特事严谨,众院赞可,宪尤著明;袁乃私立外约,断送盐税,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,厉民害国,不经众院,暧昧挥霍,不事报闻,蔑视通宪,为逆已甚,其罪六也。国有元首,政俗式凭,行系国华,止为民范;袁乃知除异己,不自爱重,阴遣死士,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,以元首资格,为谋杀凶犯,既辱国体,又诒外讥,国家威严,因以扫地,其罪七也。共和之国,建础为公,民意所在,亦曰神圣,百尔职司,义宜退听,国会初立,人民望治;袁恐政制严明,不获罔逞,乃私拨国帑,肥养爪牙,收买议员,笼络政客,用以陷辱国会,迷夺众情,使议政要区,化为捣乱之场,法案迁延,借作独裁之柄,其罪八也。元首登选,国有常经,揖让讴歌,盛德固尔,抑共和定疑,国宪崇废,悉于是觇,世法懔懔,斯为第一;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,鄙夫患失,至兵围国会,囚逼议员,使强选总统,以就己名,致元首尊官,成于劫夺,共和大宪,根本动摇,国是益以危疑,后进难乎为继,其罪九也。国民代表,职司立法,非还诉民意,毋得断阏;袁于总统既获,复虑旁掣,辜恩反噬,遽为枭獍,乃假托危词,罗织党狱,滥用行政权,私削议员资格,用以鸩杀国会,并吞立法部,使建国约法,由是推翻,元首生身,等于孽子,其罪十也。国家组织,法系严明,苟非选民,焉能造法?袁于戕杀国会之后,妄以私意召集官僚,开政治会议,约法会议,冒称民意,更改约法,摹拟君主,独揽大权,使民国政制,荡然无存,澔澔新邦,悬为虚器,其罪十一也。民国肇造,本以图存,时风所迁,民强则兴,发挥群能,腾达众志,公私权利,宜获敬尊;袁乃倒行逆施,黜民崇吏,既吞立法,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,密布游探,诬扳党狱,良士俊民,任意捕杀,人民权利,全失保障,致群生股栗,海内寒心,毒吏得以横行,民业日以凋敝,民力壮盛,有如捕风,国势颓隤,益以卑下,其罪十二也。
不得不说,“官督商办”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,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。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,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、经营,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。从光绪八年(1882)三月初一日起,短短两年间,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,到了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。
6月20日,也就是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,李鸿章给清朝中央政府拍发了一封电报,称:“众议非自清内匪,事无转机。”电报里这个“众”就是指东南地区的督抚们,他们经过商议,认为只有“先定内乱”,才能“再弭外侮”,不清除掉“内匪”义和团,就无法收拾局面。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,这一建议是正确的。但此时,他们的意见已经不能影响陷入醉狂状态的中央政府了。被洋人欺侮已久的满清权贵们,正在盲目的快感刺激下,向着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狂奔。
为了规范经营,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,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《电报局招商章程》,后增为《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》,上呈于李鸿章,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、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,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,政府不得干预,并且提出除军机处、总理衙门、各省督抚衙门、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,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,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,并要先付钱后发电。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、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、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、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,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。至此,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,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。
宋太祖说过,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,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,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。在1883年,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,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。谈判代表才两个人,首席代表是盛宣怀,他的副手是郑观应。
他这一死,引起了不少惋惜。同月29日《顺天时报》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,有言说:“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,实则词章本属国粹,饶已运化入神,何物狂徒,鄙弃国粹,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。”
所以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“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,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”,也是有道理的。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,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。
1832年,俄国外交官巴伦·许林格根据“通电导线附近的磁针会发生偏转”这一物理现象,设计出了磁针式的电报机,可以利用通电电流的强弱使磁针偏转不同的角度,再根据磁针的角度来表示不同的字母。在沙皇的授意下,俄国于1837年铺设了一条从冬宫到内阁之间的电报线路,以便沙皇陛下在外出游玩时也能处理公务,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电报电缆线路。很遗憾的是许林格却在这条电报铺设前不久去世了,没有看到它的实现。不过,许林格在去世前在英国的一次旅行,却意外地促成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出现,这却不能不叫人感慨命运的巧妙了。
而吴佩孚呢?在邵飘萍死后,他的局势急转直下。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,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。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,他一败于湖南、再败于武昌,三败于郑州,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,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,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——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,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。
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,此人事迹容后详叙。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,废话连篇,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:“张振武是坏人,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。”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,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,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。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,而且全是加过密的,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,其效率可想而知。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,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,手法格外生疏。这一译,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,才算是译完。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。
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,说动了柯尔。第二天,10月16日,柯尔趁送煤的时候,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,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,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。
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,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,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,水泼不进;一面拨出7000英镑,租了格莱(Glen)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,定制了一个大木箱,一俟总署复电,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。他们作事很细心,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,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,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,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。
这封电文先历陈一下自己前几个月来回奔走又要取消帝制,又要保全袁世凯,希望从中求得转圜云云,表明自己已是仁至义尽;然后话锋一转,批评袁世凯对宣布退位没有诚意,扣定了他不仁在先,为后面反袁的举动张目。随后“宦为川民请命,项诚虚与委蛇,是项城先自绝于川,宦不能不代表川人,与项城告绝”,这是这封通电的精妙之处,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,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,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。你对我个人是很不错,我感恩戴德,只不过我还得为四川老百姓着想,所以不得不与你断绝关系。这一篇通电逻辑清楚,立意高标,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,让人击节赞叹。
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,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。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。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,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,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,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,就能用得上,而且保密效果良好。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,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,“我”字设定编码减少301,“自”字设定编码增加200,等等等等。
可怎么釜底抽薪,也是一门艺术。给的条件太低,人家不干;给的条件太高,自己又吃亏。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,也不是郑观应,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。
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,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——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,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。
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,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。
这份通电是篇奇文,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:行文上辞藻斐然,逻辑上胡说八道。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。比如谈到前清覆亡,康圣人说“劝惟治国犹之治病,必先洞其症结,而后攻达易为功;卫国犹之卫身,必先定其心君,而后清宁可长保”,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“人染沉疴,当先用糜粥以饮”的理论,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;谈到国家体制,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——“何如摒除党见,改建一巩固帝国,以竞存于列强之间,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,全球几无异议”。尤其是“全球几无异议”六字,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光绪二十五年(1898年)6月11日。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,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。短短百天内,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,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、兴办实业、鼓励发明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。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,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。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,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,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。

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,眼光独到,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。1883年前后,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,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。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,难以短期投入生产,正巧在此时,闽、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,面临停工的危险,盛宣怀当即决定,将“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”,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。这件事被查出后,清廷认为盛宣怀“办理含混,铺张失实”,差点被降职调用,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,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,上疏为他开脱。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“挪矿股归入电股,皆据一再禀详,移缓就急,亦尚非有意含混。且苏、浙、闽电线之成,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,于军务裨益犹大”,不但无过,而且有功。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,没有被调职。

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?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,他写出巨著《悲惨世界》后,把书稿寄给了书商。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,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“?”的电报,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“!”,雨果于是放心。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,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“白发才女”张允和。

光绪二十七年,辛丑条约签订,八国联军退出中国。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。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,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,经过河南洛阳、巩县、郑州到开封,再从开封渡过黄河,一路北上。在此之前,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、河南等省修筑铁路、电报,以致陕、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,极其不便。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“回銮”的旗号,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-直隶线,全长1600华里,与山东、江苏两路电报联通,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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